《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两百多年来吸引了无数读者和学者的关注与研究鑫配资，形成了庞大而多元的红学体系。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独树一帜，凭借其在百家讲坛的系列讲座及相关著作，在大众层面引发了对《红楼梦》新一轮的讨论热潮。
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审视，这部作品中的诸多观点偏离了严谨的学术轨道，以“红学研究”“原型研究”“原笔原意”为支撑构建的解读体系，看似新颖深刻，实则根基不稳。
二十年前刘心武提出的系列论述，2005年前后红学界有过诸多批评意见，但他的戏说并不见沉寂，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迹象，时不时有人以奇谈怪论声称打破红学传统。因此仍有必要进一步揭露其“揭秘”的荒谬。
本文将通过对书中具体内容的详细剖析，揭示这些观点的不合理和不符合学术规范之处，为红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提供思考。
“红学研究”是刘心武三面红旗中的“总路线”旗帜。面对红学界的批评，他回应称，红学是共享空间。
在《画梁春尽落香尘》一书的序言里，刘心武说：“‘红学’研究是公共共享的文化空间，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谁能垄断这个话语空间呢？推动‘红学’发展的方式之一，就是进一步加强这个话语空间的共享性。”[1]
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说在前头”中洋洋自得称自己对秦可卿的“研究”为“秦学研究”，并进一步声称自己的学术性：“红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要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襟怀……不断提升调整自己的思路，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2]
对此，也有不少人表示赞同，如沈沣认为：“刘心武开辟了研究《红楼梦》的全新渠道，打破了‘红学’为某些专业人士独享的传统观念。”[3]
确实，谁都可以进行红学研究，他人无权阻止。问题是如何理解“公众共享”，赵建忠作了个很形象的比喻：“马路是‘公共共享’的，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但如果谁违反了交通规则，那就会有警察出来干涉。”[4]
交通有交通规则，红学学术研究也应该遵守一定的规范。这就牵涉到学术和范畴和红学的边界问题，笔者对此曾给予论述，许多有关《红楼梦》的演绎和戏说并不都属于红学的范畴，更谈不上学术。[5]
胡文彬先生在接受《新京报》记者提问时，针对刘心武的“红学是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一说有过精辟的回应：
我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红楼梦》，如果中国人民都热情地来读《红楼梦》，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很好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号召大家来做红学家，因为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
学术研究就一定要接受学术的检验，提出一个学术观点必须拿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的成立，而不是凭想像瞎猜。刘心武所提出的那些东西，哪一个能拿出证据，哪一个能够有理有据地来说服大家？《红楼梦》不是谜语大全，不是凭借猜谜就可以做出研究的。
他说“红学是一个公共的学术空间”，这就是误导，学术的东西是这样猜谜的吗？如果十二亿人都这么猜谜，那一个谜面就该解答出十二亿个谜底，这可能吗？像《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样的书很多啊，比如有《职场红楼梦》等等，作者不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只说自己是戏说，那就无可厚非。[6]
既然刘心武以“红学研究”和“学术”为名，就应该是学术研究，理应符合学术规范。周先慎认为：“学术规范的起码要求，是立论要有根据，认证要合乎逻辑，不能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通常把研究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学问称作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就要体现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要义就是求实。”
张庆善认为：“在我看来刘心武先生的所谓‘秦学’根本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新索隐，是在搞分作，是编故事，只是这些故事编的不如他以前的小说故事编的好，可以说是矛盾百出。”[7]
孙伟科认为：“一种以‘秦学’命名的红学研究，正在危害着读者对于《红楼梦》这一古典名著的文学阅读，将《红楼梦》‘宫廷秘史’化，正是鲁迅当年所批评的‘流言家’式的研究。”[8]
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中，刘心武对诸多情节和人物的解读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更多依赖于个人的主观臆想。
以秦可卿的身世揭秘为例，他从秦可卿卧室的陈设入手，认为“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阳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这段描写暗示秦可卿身份高贵，甚至大胆推测她是废太子的女儿 。
但在传统明清小说的创作语境中，这种对闺房陈设的夸张、华丽描写是常见手法，旨在营造氛围，并非是对人物真实身份的暗示，不能作为确凿的学术证据。
此外，在解读过程中，刘心武常常忽略文本的整体逻辑和内在一致性。他对某些细节过度解读，却未能将这些解读与小说的整体主题、人物关系以及情节发展有机融合。
例如，在分析金陵十二钗的判词时，他脱离判词与人物命运、家族兴衰之间的紧密联系，孤立地对个别字词进行解读，得出一些与原著主旨相悖的结论，使得他的“学术研究”更像是一场脱离文本实际的个人遐想，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由此可见，刘心武所谓的“红学研究”“学术”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而已。
刘心武的“红学研究”主要分为两支：一是索隐，二是探佚。他将索隐冠以“原型研究”的美名，这无疑是刘心武所打出的第二面旗帜。
将索隐方法看作是牵强附会的猜谜行为，这在红学界早已成为共识。索隐的本质，是把《红楼梦》里的人物、事件与历史上的人物、事件相对应，竭力找寻其中的关合之处。
刘心武在揭秘《红楼梦》时，以康雍乾三朝激烈且严酷的权力斗争为背景，把皇帝及其拥护者称作“日派”，把废太子胤礽、他的儿子弘皙及其追随者称作“月派”，认为两派为了争夺皇位展开了殊死搏斗。
刘心武将对秦可卿的索隐当作关键突破口，坚信秦可卿的生活原型，便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之女。这种所谓的“研究”手段，明显就是索隐派的翻版，也可称之为“新索隐”。对此，已有多位学者明确指出，此处便不再赘述引用。
刘心武索隐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对《红楼梦》第十回张友士为秦可卿开的“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处方的解读，药名是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白芍、川芎、黄芪、香附米、醋柴胡、怀山药、真阿胶、蛤粉、延胡索、炙甘草、引用建莲子、红枣。
刘心武把前五个药名作如下解读：
依拙见，药方子的头十个大字，实际上是一道让秦可卿自尽的命令，那十个字可分两句读：“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也就是告诉秦可卿为家族本身及贾府利益计，令她就在从小所熟悉的地方——具体来说就是“天香楼”中“归身”即自尽。[9]
除谐音外，还把“云苓”二字拆开，将处方解读为密电码，认定张友士“是负有传递信息使命的间谍”，这样的索隐实在让人喷饭。
刘心武致力于为《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情节寻找原型，然而其建立的原型对应关系大多牵强附会，缺乏可靠依据。
他认为贾家的原型是江宁织造曹家，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胤礽之女，贾母的原型是苏州织造李煦的妹妹，史湘云的原型是曹雪芹的一个李姓表妹脂砚斋，李纨的原型是马氏，贾政的生活原型是一个过继儿子。这种对应看似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建立了联系，但仔细推敲便会发现漏洞百出。
以秦可卿的原型为例，刘心武列举的依据是：书中秦可卿出身寒微，不可能嫁到贾府成为贾家长门长孙媳妇，其出身可疑；她奢华卧室陈设的暗示、她前身警幻仙子之妹妹的高贵说明其真实身份高于贾府；第七回送宫花给了秦可卿，回前诗中有“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姓本秦”说明惜花人姓秦，血缘来自宫中；秦可卿死后用的棺木，来自义忠亲王老千岁，千岁在这里就是指太子鑫配资，等等。
文学作品的创作虽然可能受到作者生活经历或历史事件的影响，但其中融入了大量的艺术加工和虚构元素，不能仅凭片面的疑点和个人对词句的偏见就强行给小说安上个原型。
如果说蔡元培、王梦阮等人的旧索隐还有点影子，他们索隐的是历史上真实有过的人物，刘心武的索隐却丝毫没有历史文献的支撑，废太子胤礽真有过一个隐匿在下官之家吗？
而且，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就明确表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强调了作品的虚构性，刘心武的原型探寻显然忽视了这一重要创作意图。
书中许多脂批说“有是事”“有是语”“真有是事”“真有是语”等，一部分指出作者描写“活像活现”，生动逼真之意，但也确有一部分是指认来源于生活实事实语。
因此就有许多红学研究者，包括刘心武，认定《红楼梦》中许多人物、地物、事件都是有原型的，进而去探究他们的原型。
比如，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的原型，有人认为是曹雪芹，有人认为是曹頫，还有人认为是脂砚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实，脂砚斋一早就告诉我们：
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不曾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至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己卯本第十九回夹批）
这段脂批明确告诉我们，贾宝玉只是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这就彻底否定了猜测原型。
那么，书中人物是不是有原型呢？有一个疑似原型，还是脂批告诉我们的。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龄官执意要演《相约》《相骂》二出戏一段有双行夹批：
按近之俗语云：\"宁养千军，不养一戏。\"盖甚言优伶之不可养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业稍出众，此一人则拿腔作势、辖众恃能种种可恶，使主人逐之不舍责之不可，虽欲不怜而实不能不怜，虽欲不爱而实不能不爱。余历梨园弟子广矣，个个皆然，亦曾与惯养梨园诸世家兄弟谈议及此，众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
今阅《石头记》至\"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二语，便见其恃能压众、乔酸娇妒，淋漓满纸矣。复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将和盘托出，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现形于纸上。使言《石头记》之为书，情之至极、言之至恰，然非领略过乃事、迷蹈过乃情，即观此，茫然嚼蜡，亦不知其神妙也。
脂批说得很清楚，他看了这段故事，即悟到三十年前目睹亲身的人就似龄官一般，她或许是龄官原型，或许是影子。
并且指出，要不是亲身领略过，迷蹈过，就茫然无知，味同嚼蜡，体会不到其中的神妙。即使有原型，也只是用来体显小说艺术性的，引人入胜，其妙无穷。
许多红学研究者列举小说的实例，说明小说《红岩》《林海雪原》都有人物原型，这似乎是文学常识。可是，我们却应该留意到，这些小说的原型是如何确定的，是后人猜测出来的吗？都不是！是作者或者熟悉作者创作内情的亲友透露的。
以钱钟书的《围城》为例，自《围城》面世后，许多人猜测主人公方鸿渐就是作者钱钟书。对此，杨绛曾撰文《记钱钟书与<围城>》披露此书的创作过程、故事背景及人物塑造来源，驳斥方鸿渐即作者一说，原型的猜测很滑稽。
她告诉我们，书中人物有的是几个真人拼凑起来的“复合体”，“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是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10]
方鸿渐就是钱钟书与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猜测非常类似，小说的构思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即使主人公某些故事情节确有作者的经历在内，但也可能仅仅是很少一部分。比如，我们知道，贾宝玉最终是悬崖撒手出家为僧，但我们却没有曹雪芹出家的任何史料佐证。《围城》的人物原型尚难以猜测，更别说二三百年前的《红楼梦》。
因此笔者曾指出，关于原型，只有作者或其亲友知道创作内情的人告诉我们的才是真的，读者既猜不到，猜了也无法证实，猜测原型是没有意义的。[11]刘心武的所谓“原型研究”只是牵强附会、戏说红楼的遮羞布。
刘心武将其个人对《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探佚，美名其曰复原“曹雪芹的原笔原意”，他将探佚成果名为“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这是他的第三面红旗。
他认为，“后40回基本上违背了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并声称：“我是不自由发挥，戴着镣铐跳舞，这镣铐是我自己套上的。我是要把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复原出来。”这种对作者意图的武断揣测，构成了方法论上的严重僭越。
然而，文学阐释理论早已证明，所谓“作者原意”难以确证。如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伊瑟尔提出的“空白”理论，空白产生于文本的不确定性。
阅读是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过程，文本存在“空白”，读者需要填充这些空白来构建意义。这意味着读者在解读作品时并非只是被动地还原作者意图，而是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对作品进行再创造，不同的读者解读可能存在差异，难以完全与作者意图一致。[12]
作品产生后就与作者分离，使文本成为“开放的作品”，产生新的含义，不再能简单地用作者意图来归纳。比如现代人们可以将《红楼梦》视为揭示了封建社会必将走向衰亡，但我们不能说这就是作者意图。刘心武将个人解读标榜为“原笔原意”，实则是将主观臆断权威化。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红楼梦》八十回之后乃高鹗或无名氏的续作，“红楼梦未完”遂成张爱玲所言之“三大恨事”之一，亦是广大红迷心中难以释怀的遗憾。
从脂砚斋等曹雪芹亲友的透露可知，《红楼梦》应已完成初稿，或者至少有八十回后的完整构思。脂砚斋等作为与曹雪芹关系亲近之人，在批语中留下诸多关键线索，提及八十回后佚稿的内容。
如黛玉死后潇湘馆的情况是“落叶萧萧，寒烟漠漠”，与前八十回的描写“凤尾森森，龙吟细细”前后对仗，还透露有蒋玉菡袭人供奉宝玉宝钗、 甄宝玉送玉、末回有警幻情榜、“狱神庙”红玉、茜雪一大回文字等内容。
从这些批语能一窥八十回后的部分情节风貌。既然存在八十回后的内容，且如今我们看到的通行本后四十回与曹雪芹原著存在差异，那么探佚自然有必要。
在《红学的感性与理性：兼评悟证》一文中，笔者指出，探佚的依据大致可归结为两类。
其一为实证性材料，诸如含义明晰的第五回判词、《红楼梦曲》中对人物结局的预告，以及脂评所揭示的佚稿回目、断片与残迹等。
其二则是感悟性材料，涵盖对《红楼梦》里谶语、伏线、隐寓、暗示的个人理解，关于如何展现人物结局悲剧效果的个人感悟，还有以作者生平家史的生活素材及时代背景作为参照所展开的个人想象。
基于此，笔者将依据实证性材料展开分析总结的探佚方式，称之为“理性探佚”；而把以感悟性材料为基石的探佚，称作“感性探佚”。毋庸置疑，刘心武所谓的“探佚”，全然是基于个人想象的感性探佚。
基于前八十回的故事脉络，任何人皆可基于自己的感性探佚续写心中的八十回后故事。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刘心武竟宣称自己所写的是“学术小说”，是“真故事”，尤其坚称其“探佚心得”恢复了曹雪芹的“原笔原意”。
刘心武的探佚大多建立在主观臆测的基础之上。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里，他将林黛玉的结局设定为沉湖仙遁、回归天界。
他声称这一结局的设定，是综合参考了周汝昌前辈的观点，同时深入研究前八十回的伏笔以及脂砚斋批语后得出的结论。
然而，尽管脂砚斋批语具备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其本身却存在着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因而不可将其视作还原原著结局的可靠依据。倘若说认定林黛玉死于沉湖还有所谓依据的话，那么相较之下，认为其病死似乎更能找到支撑的理由，也显得更为合理，毕竟原著中有“泪尽而亡”这一说法。
曹雪芹在前八十回虽有诸多伏笔暗示人物命运和家族结局，但这些伏笔的解读具有开放性，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刘心武将自己的理解绝对化，认为自己所构建的结局就是曹雪芹的“原笔原意”，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例如，对于“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这一判词，他对林黛玉和薛宝钗命运的解读只是众多可能解读中的一种，不能代表曹雪芹的本意。他在续作中对众多人物命运的安排，更多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进行的重构，而非真正还原曹雪芹的创作意图。
刘心武除了用“原笔原意”“真故事”代表其探佚成果外，还把自己对《红楼梦》人物和情节的个人理解视为作者原意，是文本隐藏的真意，如林黛玉财产之谜、贾府婚配之谜、薛宝钗选秀之谜等等。这里仅举其一个令人喷饭的例子。
《红楼梦》第三十二回宝玉向黛玉诉肺腑，作出爱的表白“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正巧被袭人听到，吓得魄散魂消，只叫“神天菩萨，坑死我了！”后来向王夫人进言。刘心武认为：
袭人通过贾宝玉的这样一番话就惊讶地发现，宝玉跟她初试云雨情的时候，以及后来一段时间里，跟她做爱的时候想的都是她，但是林黛玉来了以后，渐渐地，虽然还跟她做爱，但心里想的，却并不是她了，现在贾宝玉干脆把她当成林黛玉，把话说破，所谓睡里梦里都想着林黛玉，就等于说他现在和袭人做爱的时候，他的性幻想对象完全是林黛玉，是把袭人当成了一个替身！
他进一步认为，这是袭人无法接受的，“男子与其做爱，自己被当成一个替代品，这是所有女人最不能容忍的”。
袭人感觉被伤害到这种地步，便采取行动，“要把这个跟她做爱的男人的性幻想对象灭掉”，找王夫人说那一番话，这是“袭人告密行为的最深层的动机”，“她实际上就沦为了王夫人的鹰犬”，后来还告密害死了晴雯。[13]
这真是石破天惊的发现，实际上犯了以今度古的错误。以今度古的问题在于，今人才有性爱专一的要求，更无“性幻想对象”的概念。
作为怡红院第一丫环的袭人，将性行为视为服侍主子“克尽职任”的本分。林黛玉还笑着叫袭人“嫂子”呢，她对贾宝玉与贴身丫头的性关系并不在意，她在乎的是宝玉的心。至于说袭人“告密”，更是子虚乌有，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虽在普及《红楼梦》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激发了大众对红学的兴趣，他对《红楼梦》的解读也为我们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话题。
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其观点的不合理性不容忽视。其所谓的“原型”“原笔原意”缺乏坚实的学术基础和可靠的证据支撑，其声称的“学术研究”也就成了虚幻的空中楼阁。
红学研究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领域，需要研究者秉持严谨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尊重原著的整体性和内在逻辑。
希望通过对刘心武观点的剖析，为红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促使研究者回归到正确的学术轨道上，更深入、更准确地解读《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经典，挖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将刘心武的观点类比“三面红旗”，只是一种形象化表达，并非对特定历史事件和概念的不尊重。
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刘心武对于《红楼梦》的一些艺术感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例如《太虚幻境四仙姑》等文章，不失为一种别开生面的解读。抛开人物原型仅分析书中秦可卿的可疑之处，能给人以启发。本文仅针对刘心武在探佚索隐过程中“扯大旗做虎皮”的行为进行批评，并非对其评红贡献予以全面否定。
《红楼梦》研究需要回归文学本体，尊重文本的丰富性和多义性。健康的研究方法应当建立在严谨的文献学基础上，结合历史语境但不迷失于历史索隐，关注作者生平但不僭越作者意图。只有摒弃刘心武式的“三面红旗”方法论，红学研究才能真正体现其学术价值。
注释：
[1] 刘心武《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
[2] 刘心武《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3] 沈沣《“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刮起了一股平民红楼风》，《北京晚报》2005年8月10日。
[4] 赵建忠《探佚、新索隐、原型研究及其他——刘心武“秦学”的文献缺乏和理论困境》，载《揭秘与猜谜：刘心武“秦学”透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5] 胡联浩《论红学的学术性与非学术误区》，《文艺报》2021年8月20日。
[6] 胡文彬《刘心武应遵守学术规范》，《新京报》2005年10月30日。
[7] 《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期。
[8]孙伟科《“流言家”与红学》，《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9] 刘心武:《红楼望月》，书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10]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
[11] 胡联浩《史实、原型、伏笔：〈红楼梦〉的艺术因子》，载《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
[12] 伊瑟尔《阅读行为》，金惠敏, 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年版，第233页。
[13] 刘心武《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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